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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基本法教育协会副会长傅健慈对记者说,针对23条立法,香港法律界最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立法目的、法律基础、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罪名的定义和罚则等。咨询过程中,特区政府组织了近30场咨询会,就咨询文件的建议进行详细解说。“可以说,这次公众咨询达到了理想效果,厘清了香港社会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模糊认识。”
洪雯补充说,无论是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过程,还是此后立法的各阶段,特区政府的解说都需分清法律和道德。她认为,法律所设定的只是最低行为底线,触碰底线即为违法。而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以至于全身心的热爱,则是值得崇敬的高尚道德情怀。基本上,威胁和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可以辨别和定义、并用法律来规管;但“爱国”作为道德情操,却难以用法律来规定,因为世上根本没有一条清晰的准绳可以判定某人是否真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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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岳冲在调研中发现,全社会对信用修复的重要性认识不断加强,政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但受多重因素影响,信用修复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仍存在“明显温差”。如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信用修复政策之间缺乏有效协同,在适用对象、事项、程度、流程等方面并不一致。因此他特别提到要加强信用修复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制定时间表、任务书、施工图。
具体而言,他认为相关政策应体现正面激励的价值导向。如明确招投标资格认定、金融服务鼎博手机版app,全国应当统一以信息修复后的结果为准,不得溯及既往,要让经济活动越活跃、信用体系建设越完善的地区鼎博手机版app,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等领域的竞争力越强。同时在信用评级中动态加入因灾因病等不可抗力类客观指标因子,给予部分“诚信却不幸”的失信被执行人重生能力,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经济大循环,从而提升相关主体信用修复获得感,提振发展信心,改善社会整体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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