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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基本法教育协会副会长傅健慈对记者说,针对23条立法,香港法律界最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立法目的、法律基础、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罪名的定义和罚则等。咨询过程中,特区政府组织了近30场咨询会,就咨询文件的建议进行详细解说。“可以说,这次公众咨询达到了理想效果,厘清了香港社会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模糊认识。”
洪雯补充说,无论是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过程,还是此后立法的各阶段,特区政府的解说都需分清法律和道德。她认为,法律所设定的只是最低行为底线,触碰底线即为违法。而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以至于全身心的热爱,则是值得崇敬的高尚道德情怀。基本上,威胁和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可以辨别和定义、并用法律来规管;但“爱国”作为道德情操,却难以用法律来规定,因为世上根本没有一条清晰的准绳可以判定某人是否真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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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良在建议中指出,全球低碳转型加速,绿色电力替代成为重要降碳手段。各国政府、企业、投资者应对气候变化力度持续加大。截至2023年9月,全球已有150多个国家做出碳中和承诺,并配套针对性政策与行动推动承诺落地。我国于2022年9月22日提出“双碳”目标,并出台了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大力推动能源革命,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2021年9月7日,我国正式启动绿色电力交易试点,有助于可再生能源实现环境价值,促进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
然而,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全国性的绿电抵扣碳排放机制,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计算和部分地方试点碳市场绿电抵扣核算规则未将绿电交易电量排除在核算外。从国内看,企业购买绿电须支付绿色溢价,但无法获得国家对企业碳排放抵扣的认证,将对企业购买绿电积极性产生较大影响。从国外看,国际贸易绿色壁垒持续加高,企业对绿电的购买需求不断提升鼎博娱乐app,但是国际上对绿电环境价值的唯一性也有越来越高的要求。绿电环境价值重复计算问题将影响我国绿电的国际认可度。因此鼎博娱乐app,需要加快建立健全绿电抵扣碳排放机制。
王志良表示,尽管国家明确认可绿电的降碳效果,但仍未出台全国性政策统筹指导各地方、各部门认可企业在履约、考核时可以以绿电抵扣碳排放。由于缺少统一明确的绿电抵扣碳排放政策,导致企业在购买绿电时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例如,现在购买绿电未来是否可追溯,绿电抵扣碳排放量计算规则不明确等。这些均对企业购买绿电的环境价值兑付带来影响。
王志良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加速,引发全球贸易规则重塑。初步测算,未来至少会有价值2万亿元的中国直接出口产品面对碳成本挑战。一方面,欧盟、日本、韩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陆续发布了进口产品碳足迹相关规定,范围涉及动力电池、光伏产品等多个板块,对进口产品碳排放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RE100”等全球合作倡议也在自下而上推动企业绿色电力替代,企业对绿电采购的需求不断提升。然而,包括欧盟、RE100在内的相关主体仅认可环境权益未被重复出售、转让和声明的绿电,而由于目前我国全国及区域电网排放因子计算中尚未扣除已交易绿电,导致该部分绿电的环境价值被重复计算。因此,我国出口企业绿电抵扣碳排放可能无法获得国际认可。
目前,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负责绿电、绿证相关管理,生态环境部负责碳市场、国家核证自愿减排(CCER)市场的运营管理。绿电抵扣碳排放政策从地方试点碳市场向全国碳市场推广过程中,需要解决电网排放因子同步调整,绿电、绿证交易与碳市场关联等诸多问题,对主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虽然相关部门建立了部门间协调机制,但由于涉及领域复杂程度高,关联性强,需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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