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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张毅提交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算法治理体系的提案》。他表示，ChatGPT、Sora引发全球人工智能热潮，算法技术全面步入应用阶段，在推动生产力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如算法歧视、算法黑箱、信息茧房、算法霸权等法律甚至伦理的一系列问题。如何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更好完善人工智能算法治理体系，监管手段和能力如何提升，对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

比如，为了了解网约车平台使用算法的输出结果，他多次呼叫网约车，乘车时留心和司机聊天，打听系统实际派单和调度的情况。他发现，平台利用大数据给用户画像，然后自动匹配订单，同样的距离对不同用户显示的价格可能也不一样，“跟网约车平台沟通，平台说后台有上亿参数，调整哪些参数可以达到一个更公平的结果，连他们的技术人员都说难。”类似问题在各种APP上广泛存在。

如何应对新技术带来的监管新问题？张毅指出，针对新事物，政策和监管规定有天然的滞后性。他分析，第一，当前相关管理规定主要为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推荐性国家标准，法律效力较低。第二，监管客体仅限于民商事主体提供算法服务。第三，法律责任上多为框架化、倡导性原则，导致算法治理内容与违法侵权间未形成充分对应关系。第四，实践中主要通过算法备案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备案两项制度作为问责起点，但大模型备案尚在“实验期”，缺乏成熟规则指引。受限于部门规章的效力层级，未形成算法问责完整架构。第五，在责任主体上，未对“服务提供者”等概念进行明确划分，不足以应对实践中复杂角色定位，也造成监管难以问责。

针对上述问题，张毅在提案中建议，尽快推进《人工智能法》的出台，构建人工智能算法治理体系，弥补监管体系空白。同时，可考虑通过针对性的法规予以补充规范。针对产业链上各主体，采取权责相统一原则，根据不同主体对于人工智能系统的控制力度来加诸相应的合规义务。将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按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采取不同监管措施，并设置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监管措施义务。

对于监管机构，他提议强化由网信牵头，发展改革、数据、工信、科技、教育、公安、广电等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算法治理联席会议制度，完善“横向协同，纵向联动”算法治理格局。借助市场力量，外聘或者借调算法及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监管流程，补齐监管技术短板。引入“监管沙盒”制度，允许算法及人工智能企业在监管机构的监督下，于相对可控的环境内进行试验性的开发、测试和验证。此外，或可考虑探索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人工智能监管，以提高监管效率。

另外，拓展算法侵害行为维权路径与责任模式，增强用户维权力量。建议在算法侵权的诉讼中采取“过错推定”归责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用户仅承担受到算法损害的责任，由算法服务商对算法和损害之间无因果关系，以及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探索人工智能算法领域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此外，不宜局限于要求具体损害结果的责任模式，可考虑综合考量训练数据、科技伦理等多维度规定算法侵害行为的违法责任，增强源头治理，形成责任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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